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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总结（第6页）

12。以色列国防军调回2000年9月界线受以上第4条（绝对平静）的限制，并且在执行时将应新情况性质的要求以及由此产生的需要。所侧重的将是2000年9月的责任分配和民政权力，而不是当时军队的实际位置。

13。在安全条件的限制下，以色列将从事恢复巴勒斯坦人正常生活，改进经济状况，建立商业联系，鼓励公认的人道主义机构进行活动并向它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将不提伯蒂尼报告作为人道主义事项框架内具有约束力的资料文件。

14。阿拉伯国家通过谴责恐怖主义活动，协助推动此进程。巴勒斯坦问题途径和其他问题（叙利亚—黎巴嫩）途径之间将不建立任何联系。

近年来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卡特中心的工作上。卡特中心的工作重点是给世界一些最穷的、被忽略的人提供疾病预防和治疗；我们也介入谈判，旨在结束或防止一些武装冲突和侵犯人权的危机。这些活动的新闻价值比较高，也容易引起争议①。

这类危机在很多情况下是那些被视为国际恶棍、为人类所不齿的领导人造成或者延续的。有时，为了结束或防止战争和违反人权造成的毁灭，得同他们会面，甚至要跟他们共事。

我们因为卡特中心的工作，曾赴埃塞俄比亚同共产党独裁者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进行谈判，也到过利比里亚诱导军阀查理·泰勒允许进行民主选举。我还曾前往平壤说服金日成放弃核子方案以换取经费援助，以便将来同美国发展和平关系。

1994年9月，萨姆·纳恩②、科林·鲍威尔和我赴海地劝诱拉乌尔·塞德拉斯将军离开该国，让当选的总统回来。2002年，罗莎琳和我访问哈瓦那，我得以直接跟古巴人民谈论民主和人权。

①某些人因卡特这本书感到不悦，借题发挥，指他喜欢同一些独裁者来往，这几段算是他的答辩。——本跋文之下脚注均为译者注

②萨姆·纳恩时为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卡特中心差不多观摩过70次选举，而这些观摩经常是应曼努埃尔·诺列加①、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②和乌戈·查韦斯之辈的邀请而进行的。在巴勒斯坦举行的三次选举属于我们观察过的选举中最诚实无欺、公平及和平的选举。

我这一生也做过一些引起争议的事。我承认有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不过，在本书出版发行后，铺天盖地而来的批评却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③。

在我童年时期，父亲每个礼拜日都讲述犹太民族在上帝眼中的特殊地位。我任佐治亚州州长时期，曾同妻子和乔第·鲍威尔④一起到中东，增进对以色列及其生存受阿拉伯邻国威胁的了解。从我年轻时候担任潜水艇军官到我当总统的这段期间，我密切注意在圣地发生的四场战争。我三次访问亚迪·瓦谢姆纪念馆，而美国对犹太人被大屠杀没有公开纪念令我感到纳闷。我就任总统时，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正对任何同以色列有贸易的美国公司进行“二级”抵制⑤。

1977年，冷战和核对抗的危险日渐逼近。大家都知道，如果世界末日来临，最可能从圣地启端。在我就职总统时，我决心解决这些问题，但我明白如果要达成中东和平，双方必须视我为有诚信的调停人。本着这样的信念，我步六位前任总统三位

①前巴拿马军政头子，后被入侵美军逮捕，在美国受审，被判重刑。

②中美洲尼加拉瓜的共产党阵线。在选举失败后曾表示要抵制选举结果，经卡特说服认输。该阵线主席奥尔特加现在是尼加拉瓜民选总统。

③关于卡特受到的恶意攻击，见译者序。

④卡特出任总统时的白宫新闻发言人。

⑤卡特特别提到这两件事，因为他后来于1978年宣布成立委员会，在华盛顿筹建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并在任期内与国会合作通过新法，严禁美国公司介入对以色列的“二级”抵制。这些都足以证明卡特“反犹”“反以色列”是无稽之谈。

民主党总统和三位共和党总统后尘，在三个星期之内，我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并且开始同以色列和阿拉伯领导人举行会谈，其中包括哈菲兹·阿萨德和安瓦尔·萨达特——当时许多人因为他们同以色列打过仗视他们两人为反面人物，同萨达特总统的会谈收获丰硕。

我写这本书是为了讨论在美国极少公开谈到的两个题目：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境况以及有必要就以色列同邻国如何谋求和平、互相尊重地生活进行持平的讨论。

我确实因此引起了议论，虽然有时候引发的是对我的责备申斥，而不是理性辩论①，但我仍然相信展开讨论十分符合中东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

我们目前在中东和华盛顿看到一线希望。阿拉伯国家再次提出和平建议，布什总统、国际四方的其他成员，甚至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都表示欢迎。他们建议如果以色列撤回到1967年边界，公平地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将同以色列达成全面和平，国务卿赖斯说阿拉伯世界的建议是她踌躇不前的和平努力的基础。

阿拉伯国家的宣告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一大步，尽管该建议应当按照《日内瓦倡议》加以修改。后者是一个精确、明确的和平建议，得到克林顿总统、托尼·布莱尔首相、雅克·希拉克总统和50多位其他世界领导人的赞同，以及多数以上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赞成。

有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谋求公正的和平，年复一年，虽不断受到挫折，但仍然努力不懈，我十分佩服他们的勇气。被人辱骂的滋味一点儿也不好受②，但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半个

①关于责备申斥，见译者序。以色列辩护士指卡特批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推行种族隔离制是歪曲事实，但始终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因此不是理性辩论。

②卡特这里指的是他因本书所遭受的抹黑和攻讦。

世纪以来经受的苦难、死亡、迫害和恐惧相比，我所经历的实在微不足道。他们许多人继续和平地、非暴力地作出努力和牺牲，但由于双方领导人和极端分子的短视，也由于美国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缺乏想像力和勇气，把所有机会都错过了。

我在耶路撒冷、加沙和拉马拉同这些人结识，对他们非常同情和敬佩。30年来，我阅看以色列国内民意调查一贯显示60%以上国民赞成以巴勒斯坦土地换取和平，而今年1月，另一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全体巴勒斯坦人81%也有相同的心愿。

除了少数例外，自从28年前萨达特和贝京鼓起勇气缔结埃及同以色列的和约以来，和平的前景大体来说趋于黯淡。拉宾也是英雄，但像萨达特一样，因为主张和平而遭暗杀。

双方有三个世代在谋求和解中牺牲了生命或者自由。但这些勇敢的人光靠自己是无法达成和平与公正的。除了挪威1993年的果敢作为以外，历史表明，只有美国扮演诚信调停人的传统角色，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美国如果要扮演这个必不可少的角色，一定不能被任何一方视为在他方的“掌控之下”。我们必须得到双方一定程度的信赖和尊重。我们应当经常明确表示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但是，如果美国政府领导人被视为当权的以色列政府的每项行动或政策的盲目支持者，那我们是当不了调停人的。这是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

尤其是在政界，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就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美以委会）的支配性影响。美以委会为以色列最保守的历届政府作政策辩护，并竭力在美国国内动员支持以色列的力量。这些目标虽然合法，但由于美以委会的压力，在舆论界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喉舌，在国会内，在总统候选人当中，实际上从来不作任何持平的讨论。

以色列的美国友人要求政界俯首听命，尽管当中有许多人是诚恳和善意的，但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他们犯了悲剧性的错误。他们的这种要求反而破坏了美国争取以色列最急切的需要和冀求（即在公认的边界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

我这位做父亲、祖父、如今是做曾祖父的人，不禁特别想到孩子们。在第一次阿拉伯—以色列冲突时诞生的婴儿如今将年届半百。以色列与邻国的和平对我们美国人的儿童也是利害攸关的，只是理由稍微不同。今天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增长以及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敌视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与以色列人同巴勒斯坦人不断流血冲突是息息相关的。看不出这一点不但愚蠢，而且相当危险。

我为圣地和美国的儿童祈求：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领导人以勇气，但更要给美国两党以及白宫和国会的民选官员以勇气面对现实，做必须做的事，让美国恢复作为调停人这个备受尊敬的传统角色。

吉米·卡特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