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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异常资本们iii（第1页）

夏修静静聆听完，目光如深潭般平静而深邃。

他轻轻颔首道：

“天国当然愿意与贵公司建立更为深度的合作。

我们期望双方资源的流动能够保持在一个稳健且平衡的状态，不仅确保保单的收支合理，更希望以最小的损耗实现最大的收益，从而为我们维系常态使命带来实质性的惠利。”

这番话简洁而精准，没有一丝多余的辞藻，却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崩坏管理局和三院的立场——他们的目标是与[金贝格-莱兹]达成更深层次的合作，以此推动管理局所需的超凡资源整合，同时填补当前资源共享与分配中的结构性空白。

管理局作为天国的世俗化机构，夏修对此并不陌生。从他接触这些体系以来，他便深知天国最初世俗化失败的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关键点：未能达成高度原子化的个体存在，也未能完成共同利益的集体统一化。

这两个理念本应是[乌托邦主义]纲领的核心，却在实践中走向了偏颇与崩溃。

按照纲领的理论设想，在[乌托邦主义]的理想框架下，个体应该是高度原子化的独立主体，既能够独立存在，又能通过自由劳动和协作为整个人类服务。

这种“原子化的个人”并非孤立无援，而是作为完整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单位，与其他个体共同构建一个充满协作性的社会。

同时，谱系的集体化目标旨在实现资源的共享与按需分配，让所有超凡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源都归属于集体，为每个人提供平等而充分的生活保障。

然而，第一次世俗化实践以这两个理论为核心推进，却因多重原因走向了失败。

天国当时试图通过宗教与教皇体系来推行谱系资源的公有化，将超凡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源收归集体所有；随后通过教会和教区大规模推广集体化生活模式，以此消除资源的私有性；最后，更尝试在教会内部推行按需分配的探索，希望彻底消弭社会中的不平等与资源浪费。

教皇和智库的双重体系，代表着：

——人性和智性。

然而，这一切都在实践中被扭曲。

宗教体系的强制性干预不仅没有实现个人的自由化，反而因过度集权而削弱了个体的独立性。

智库与教皇模式的统治架构导致资源分配的绝对权力集中于上层，而中下层的生产自由则被严苛的规则和教义剥夺。

地方教区因资源调配的混乱局面陷入无序，不同教区间的实际生活水平出现巨大落差。

更糟糕的是，有些教区为了获得天国与智库的关注与资源，竟采取浮夸的手段，进一步加剧了体系的失衡。

这场天国世俗化运动在理论上追求[乌托邦主义]的辉煌愿景，实践中却变成了“理想与现实”的残酷对立。

对于第一次世俗化的评价基本可以定义为：

【人性太过狂热，而智性稍显不足；智性足够标准，而人性缺乏动力——】

夏修对此了然于心。

要想推进第二次世俗化，必须摒弃第一次世俗化的教训，寻求更为灵活且实效的策略。

而在这一过程中，[金贝格-莱兹]无疑成为了关键的棋子。

这一被称为“实体化的法律与金融概念”的混沌系统，是一台为规则服务的精密机器，其存在本身便具备为秩序与利益提供保障的天然优势。

双方的合作并非仅仅着眼于眼前的资源交换，而是对未来秩序的一场深远布局——一个能够为天国的全新世俗化尝试提供试验土壤的长期契约。

第二次世俗化的主持人，便是天国第四持剑人休·亚伯拉罕。

他明白，人类社会与超凡体之间存在着无法忽视的个体差异，而第一次世俗化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试图通过强权实现绝对平均

均等的资源分配听似美好，却无形中扼杀了个体创造力与竞争的动力，以至于艾迪西联邦的总统曾经公开的讥讽说：

“天国创造了一个满是二手货的世界。”

夏修从不寄希望于一种绝对的[乌托邦式平等]，而是开始着眼于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对于他来说：个体自由与集体统一的矛盾可以通过严谨的规则与契约来调和，同时确保——“机会平等高于结果平等”——原则得以贯彻。

这将是一场更贴近现实、更符合人性发展的改革尝试。

不要希冀通过强硬的教化来强求所谓的“人性净化”。

人类很难达到纯粹的精神高度，更难摆脱物质与欲望的驱使。

既然如此，不如利用契约的形式将人性中的本能导向可控的轨道。

正如[金贝格-莱兹]所代表的那样，以契约约束、以规则规范，让智性存在的复杂性得以在秩序中释放。

这场运动的核心，在于“规划智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