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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狗你想永生吗（第3页）

我有点犹豫，一男一女住在一个房间，毕竟有点不方便，再说，我们也不是很熟悉，就是因为我要写这个小说采访国军老兵李茂才坐了几趟车。但她是一个女孩子，没找那个司机，而是跟着我，说明她更信任我，我总不能把她丢下吧。应该没什么故事，我已经是个在文学中浸泡多年的男人，年纪并不是很大，只是一个刚刚三十岁的中年人，但已经老气横秋了。三十岁可能也是青年，但我喜欢说自己是个中年人，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更深沉一些。我希望我能写出和我年龄一样深沉的小说来。

我答应她了，还向她保证了一下：“你放心好了，我是个正人君子。”

她一下子活了过来，也不怕冷了，身子舒展开来，声音里充满欢乐，调皮地说：“嘻嘻，你也放心好了，我也是个正人君子！”

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就这样住在了一起，没有过多的期待，她穿得严严实实地进去洗澡，我坐在房间把电视音量调得高得不能再高了，遮盖住了充满想象空间的哗哗洗澡的声音。禁止想象。绝对禁止。她又穿得严严实实地回来了，用浴巾擦着头发，长长的头发上水珠闪烁，柔滑得像黑色的珍珠，脖子像水分丰富的白色的梨。禁止想象。绝对禁止。然后我去冲澡。想着我当兵的时候，中学时的女同桌去送我，目光里泪水点点滴滴，但面孔已经模糊不清，眼前突然跳动着曾小艳年轻的面孔，她现在在干什么呢？她在想什么呢？嘿，你在想什么呢？人家这么信任你，你要做出一个正人君子的样子来。

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几乎没说什么话，似乎都很紧张，慌慌地把亮得刺眼的房灯关了，把床头灯扭到最小，然后把腿伸在被窝里脱衣，手心里都是汗。两个床之间隔着一堵无形的墙，但目光还是不小心地溜了过去，看到她穿着的内衣是白色的，比她的皮肤还要白，但最让人动心的还是她柔滑的皮肤。目光像个看到警察的罪犯，慌不择路地藏在了天花板上，藏在了墙上的斑点上，藏在了她看不到的地方。也许我太疲劳了，也许我真的是个正人君子，我记得我很快就睡着了。真的是这样。

她现在半倚在床头，头靠在雪白的墙壁上，脸在晦暗的床灯下，阴影恰到好处，她像挂在墙上的一副中国传统的写意的仕女图，意境缥缈，表情朦胧不清。她的声音里带着点娇嗔的意思：“你怎么不说话啊？我睡不着，咱们说说话吧。”

说点什么呢？

还没想好，脑袋正在飞快地转着，但嘴巴已经闲不着了：“我做了一个梦。”

真的吗？你做的是个什么样的梦？梦到我没有？

我愣了一下，扭头去看她，她干脆把身子从床上直了起来，侧过身子，向着这边倾过来，头发松散地披在脸上，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梦到你了，不过，是一个很不好的梦。

啊，真的啊？给我说说嘛，给我说说嘛。

我有点犹豫，说，还是不说？这些天里，一直在做梦，每天晚上都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游荡，我熟悉的街道变成了野狗出没的废墟，那一颗颗无辜的头颅跪在地上，等着被人抡起枪托砸碎，或者用刺刀捅穿，请发发善心，一枪结束我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30多万人只会被折磨死，受尽凌辱地死去。南京城里只有动物，没有人，被恐惧和麻木控制了身体和心灵的动物，被动等死的绵羊或者说是蚂蚁，还有被黑暗人性控制的日本军人，他们也不能叫做军人了，他们是在战争中退化成野兽的动物。这就是1937年12月的南京。而她是一个生活在2009年12月的南京女孩，在明媚的阳光中长大，是一个独生子，父母所有的爱都给她了，她生活在这个有着30多万亡灵的城市里，但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不用说那些曾经在南京战斗过的国军官兵了。

我说：“你知道，这些天来我一直在采访一个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国军连长，梦到的都是南京大屠杀。”

她不笑了，脸被淹没在晦暗的灯光的阴影里，她低着头不再吭声，但能听到她的混乱的呼吸。我相信她知道南京大屠杀，但不相信她会知道得更多。她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瞪着眼睛问我：“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是一回事吗？”

我愣了一下，困惑地看着她，是啊，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是一回事吗？好像不是的，但好像又是的。它们都是水，水混进了水里，谁还能分清谁是谁？于是，我就点了点头。

她皱着眉头，有点不大高兴，说：“那你还是不要给我讲了，南京大屠杀太惨了，太惨了，我不想听。”

我当然也不想讲我已经知道的南京大屠杀，这的确需要坚韧的神经。这些天来一直恍恍惚惚，太阳穴总在突突地跳，脑袋好像有一部分硬化成了石头，重重压迫着神经，疼痛总是突如其来。南京大屠杀的鲜血漫过脚踝，漫过膝盖，漫过胸口，漫出了1937年12月的南京，把我淹没其中，它们甚至长出了尖利的牙齿，啃咬着我的手指、脚趾和心脏，手总是不由自主地颤抖，心也被咬出一个个破破烂烂的洞，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凝结成酱紫色的肚肠，缠绕在脖子上，勒得几乎喘不过来气。我想让李茂才们也出现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夜晚，他们会让我更好受一些，但他们总是在白天出现，夜晚再也找不到他们了。他们是很累了，他们是军人，但同样无法承受一个民族衰弱而沉重的身躯的重压。他们在夜晚舔着伤口，他们也需要让月光抚慰自己的神经。任何一个亲历过1937年12月南京的人，注定一辈子都要被噩梦缠绕。

当然，那些野兽们除外。

我说：“你不想听是对的，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知道那么多悲惨的事情呢？”

她瞪着我，声音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遥远得像天边的流水一样：“你知道吗？我外公其实也是一个国军的连长，他也参加过南京保卫战，那时好像只是一个排长吧。谁知道呢，我外婆从来不提这事。我小时候听我妈讲过，她上边应该还有一个哥哥。南京大屠杀时，我外婆也在南京。1938年8月的时候，她挺着大肚子逃出南京，在湖南衡阳找到了我外公，两个月后，我妈妈的那个哥哥出生了，但一生下来，就被我外公按在马桶里溺死了……他们有十多年没再同房过。我妈妈一直到1950年才出生，在她还没出生的半年前，我外公在解放军打进南京时，在长江边被解放军打死了。我外婆一辈子都在恨我外公，从来都没有给我们提过他，但她又很固执地非让我也跟着用外公的姓，真是奇怪。”

我愣愣地看着她，有点恍惚：“你真的姓曾吗？”

她吃惊地看着我，问我：“我有必要骗你吗？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急急地问她：“你讲的是真的吗？你外公是国军哪个部队的？他是不是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三0六团三连的？”

她苦恼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外公当的是国军，我们家没得到他什么好处，反而跟着他受了不少罪，我外婆就因为这个，经常被批斗。我妈妈也没人敢娶她，你知道吗？我妈妈还是过了文革，快四十岁时才结的婚呢。我外婆很少提他，一提到他就充满怨恨，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算了，不提他好吗？也别提我外婆了，她对南京大屠杀什么都不知道，她也从来都没给我们说过，我也不想知道。”

我慌慌地点了点头，我知道她外婆在南京经历过什么，我也知道她外公为什么要把那个小孩溺死，但那毕竟是一条生命啊……她错了吗？如果她是无辜的，那么孩子也是无辜的。可他错了吗？尽管他把一个无辜的生命扼杀了，可谁能站出来大声地斥责他？他承受的不是一个人的痛苦，也不是两个人的痛苦，而是整个民族的痛苦。可怜的中国女人，她们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还是把他杀死？所有选择都将让她们背负上残酷的负罪感、耻辱感，所有的选择都无法选择，那就剩下另一个选择，把自己和怀着的孩子一起杀死。

我还知道，1938年，许多怀孕的南京女人跳进长江自杀了。

她应该感谢她的丈夫吗？他毕竟帮她解决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但她会感谢吗？如何感谢？感谢你杀死了我的孩子？

他是谁？他是李茂才所讲的那个三0六团三连的曾排长吗？如果是，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啊，他居然活着离开了南京，还有了后代，我现在就和她在一起，而我在写着和他们有关的小说。这又是一个多么令人悲伤的故事，他在用生命保卫国家，却没法保护近在咫尺的自己的女人，把她孤零零一个人留在南京受尽了屈辱，她活下来了，但他们却还在互相伤害着，甚至他死掉了还在互相伤害着。

那个曾排长是她的外公吗？

我热切地盯着她，固执地紧紧地追问她：“你再想想，你再想想，你外婆还给你说过你外公什么事？哪怕是一点点，哪怕是一句话！”

她怅惘地摇了摇头：“除了坚持让我用他的姓，她什么都没给我讲。”

在她的回忆中，那个神经质的外婆总是坐在潮湿阴暗的阳光下，无论是欢乐热闹的人群从她面前走过，还是温和的风抚摸着悲伤的乱草一样的白发，她沾满眼屎的眼睛里总是充满怨恨，即使一朵正在兴冲冲地含苞欲放的花朵，也会在这冰冷的目光下慢慢枯萎。她总是恶声恶气地没来由地冲着母亲发火，或者在半夜里突然尖叫着醒来，一个人坐在床上像幽灵一样呜呜地哭泣。更多的时候，她能连续几天十几天甚至长达几个月地像骷髅一样闭着眼睛，把整个世界关在外面，像个孤儿一样沉醉在黑暗之中。曾小艳记忆中的外婆总是这样。自从她在幼小的童年跟着母亲参加了一个远房亲戚的葬礼后，她就觉得这个可怕的外婆就像那首葬礼上的哀歌，突然卡在那里，不停地播放着那些悲哀的音符，再也不会停止了。这个家庭几十年来就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像一块不会风化的化石。她从上幼儿园的时候起，就总是喜欢独自发呆，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不到最后一刻不愿意离开。她甚至还幻想着能有一个人贩子在大街上突然叫着她，给她一个棒棒糖，把她带到另外一个城市里卖掉。她更大的时候，就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外面，那个家对她来说像个噩梦，父亲一直垂头丧气，他固执地想让女儿随自己的姓，但他却无法斗过那个阴冷的老人。终于有一天，他彻底地消失了，没吭一声地像水一样消失在这个城市。她不知道母亲这几十年是如何过来的。外婆终于死掉了，但那首哀歌还在，那气味已经深入那间丑陋房子里的墙壁和地下，她仍旧不愿意回到家里。于是，她有了很多男朋友，她像一个问题少女一样过完了自己的青春期。她现在的男朋友并不是很好，她看着我，忧伤地说：“说白了吧，他也就是一个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