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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 他 邻 国（第2页）

2005年初，我访问中东，打算赴大马士革拜访年轻的叙利亚总统。我循例提早把行程呈报白宫后马上接到国家安全顾问的电话，告知叙利亚之行不会得到批准。由于美国与叙利亚在对伊拉克政策上有严重分歧，美方决定召回大使，并且禁止美国著名人士访问巴沙尔·阿萨德总统。我试图解释当巴沙尔还在上

大学时我已认识他，我乐于运用影响力，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正如我以前说服他父亲一般。在双方的争执中，我说有些国家的政策美国虽然不认可，但因此拒绝同它们的领导人交流意见，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我勉为其难地遵循指示。其后，我注意到巴沙尔·阿萨德总统拿不到签证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首脑会议①。

尽管美方为难和尽量削弱巴沙尔·阿萨德，但他还是在中东最为困难的位置上安然度过六年。叙利亚很可能已被推到美国的对立面，同伊拉克、伊朗和黎巴嫩的反美力量密切合作。当国际发起和平努力以结束以色列同黎巴嫩的现有冲突时，叙利亚或许能再度发挥重大作用。

①根据联合国和美国缔结的《总部协定》，美国有义务向因公赴纽约的外交人员提供一切协助和便利，包括签证在内。——译者注

约旦

我和罗莎琳首次看到约旦是在1973年的春天。在西岸隔着铁丝网远眺约旦河对岸青葱的田间，导游把我们这两位梅厄总理的客人带到艾伦比桥渡口，在该处进出边境的人络绎不绝。边防检查马马虎虎，繁忙景象充满着节日气氛。

我卸下总统职位后，1983年到艾伦比桥旧地重游，放眼一看全是以色列士兵，断断续续地只有少数人被放行过境。每条人龙长达几百码，车辆和临时帐篷混集在一起，看来一些人带着货物已苦候了好几天，气氛十分紧张，而且双方充满敌意。

这次从耶路撒冷前往安曼，事前我的随员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同美国驻以色列和约旦的外交人员进行交涉。结果我史无前例地使用同一本护照过境，因为当时无论是以色列或者阿拉伯国家在旅行证件上盖过章，另一方就不承认这些证件，当我们到达艾伦比桥中间分界点时，看到两国的官员都板着脸孔，互不理示。

我和罗莎琳赴坐落在耶路撒冷附近山丘的皇家大院。从国宾馆眺望，深壑外，住宅区街道行人熙来攘往，住房都是近年兴建的，居民大多是巴勒斯坦难民。陪同人员中有人记得侯赛因国王的祖父阿卜杜拉国王曾隔着山谷朝渺无人烟的山丘开枪练习射击。

阿卜杜拉是先知穆罕默德直系嫡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骁勇善战，重创土耳其人。英国论功行赏，原先想封他为伊拉克国王，但后来决定立同父异母的费萨尔为君主。由于还需要一个王位，于是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区偏远的沙漠地带，建立酋长国，称外约旦，而阿卜杜拉登基后，有君主之名而无君主之实。外约旦于1946年获准独立，但外交政策以及大多数财政和军事权力操纵在英国大使手中。

在1948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之后，侯赛因国王要求把西岸不属于以色列的部分领土归他，其中包括东耶路撒冷旧城及许多圣殿。巴勒斯坦人接受约旦的决定，阿卜杜拉同以色列缔结的1949年停战协定确认了领土兼并。外约旦成为约旦王国，勉力收容40万有家不可归的难民，原因是故土新建立了以色列国。西岸只占约旦土地面积的6%，但当时人口约三分之二是巴勒斯坦人，他们拥有的自然资源和资金占全国相当大的一部分。

巴勒斯坦人约有三分之一居住在难民营，其余则在各处栖身——教堂、清真寺、帐篷、窑洞、棚房和公共建筑。有些人不肯接受永久性住房，声称他们唯一的家园在巴勒斯坦。许多流离失所的人一直找不到工作，靠联合国难民机构配给粮食过日子。尽管如此，西岸的生活比较繁荣，普通巴勒斯坦人的营养比东岸居民好，教育和政治参与程度也比较高。1950年4月，约旦议会批准西岸和约旦正式合并，所有巴勒斯坦人都可成为约旦公民。许多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参与政治，但一直保留巴勒斯坦人的身份。

尽管阿拉伯人强烈反对接受以色列国，据说阿卜杜拉国王曾同以色列秘密会谈。1951年7月，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圣殿山遭一名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暗杀。在现场目睹惨剧的孙子塔拉勒两年后年满18岁登基为王。当时，约旦议会席位半数保留给巴勒斯坦人，政府高级官员中他们也占一半。年轻的约旦国王一向力争国家真正独立，1956年他下令英国官员和军事人员撤出约旦，这是他在位期间最得人心的决定。

1967年六日战争是侯赛因国王最大的政治劫数。以色列军队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和西岸全部，约旦的人口少了一半，失去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等圣址数目可观的观光收入以及大片耕地，同时西岸约有25万名新难民在约旦河东岸定居。

虽然侯赛因设法管束巴勒斯坦人，在60年代后期，他们的势力日益壮大，利用一些难民营作为突击队基地，不断地向以色列施袭。许多激进分子对以色列对约旦的报复袭击额手相庆，因为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削弱侯赛因，师法纳塞尔的埃及，改君主制为共和国。1970年9月，侯赛因的军队同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冲突在约旦境内迅速蔓延，演变为全面内战。正值此时，叙利亚国防部长阿萨德抗命不进军攻击约旦军队，侯赛因克敌制胜。叙利亚撤兵，许多巴勒斯坦人逃至黎巴嫩，内乱终于平息。侯赛因为人正直忠厚，受人敬重，国际社会应他的要求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其中大多用于资助巴勒斯坦人。

侯赛因1953年登基，我们拜访他时，他在位已30年，中东各国领导人如果论资排辈以他居首。世界领导人相当尊重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稳健见解。侯赛因的勇气和影响力远远超过其身为弱小国家君主的分量。他也谴责萨达特缔结埃以和约，但当时我希望他同埃及恢复邦交，并且逐渐同巴勒斯坦人和解。

侯赛因国王清楚表示，他认为中东长期动乱、不安定和关系紧张对约旦造成威胁，尤其是巴勒斯坦人不能安然地过着有尊严的生活。他担心以色列逐步吞并所占领土，难民将一波接一波地涌进约旦。在他看来，造成中东政治灾祸的基本原因在于巴勒斯坦人无从表达他们的正当权利。

侯赛因国王像阿萨德一样，对其支持化解中东冲突的国际建议感到自豪。长期以来，他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视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的景况——被剥夺民族权利和个人权利、被逐出家园、经过一代人还继续受到一个军事政权的压迫。约旦给访客作介绍都是精心策划的。他们声称以色列的一贯政策是加强对西岸和加沙的控制，同巴勒斯坦人争夺适合居住的地方，尽量使他们的日子难过，目的在于把阿拉伯人赶出他们自己的土地。侯赛因向我们着重指出，每年约有1。2万巴勒斯坦人受利诱或被迫离别祖居东迁，不是移徙约旦，

便是移徙其他国家，成为流浪难民。

他们约旦人知道以埃和约重新推动了和平进程，但是这一正面影响却因以色列在所占领土的日益肆无忌惮和埃及的中立而被完全抵消。他们告诉我里根总统任期内曾向约旦作过明确保证：美国会让以色列停止修建定居点活动，作为启动扩大和谈的条件。他们又说，以色列反对任何停建定居点活动的政治决定。

以色列军事当局充公了多少巴勒斯坦人祖地，侯赛因国王和胞弟哈桑王储对此都能引述以色列发表的最新数字。他们声称以色列当局有计划地改变非犹太人的社会结构：把田户耕作和自由经营改为按日计酬工作，而愈来愈多的巴勒斯坦人只能替以色列作家庭帮佣或干其他杂活。他们拿出一些统计数字来证明上约旦河谷引水改道，差不多全部流向以色列人，禁止阿拉伯人开凿新井，甚至犹太移民在附近挖井使阿拉伯人旧井枯竭也不准阿拉伯人把旧井挖深。他们谴责以色列禁止资助教育、住房、农业等项目的外援经安曼入西岸的政策。

这些抱怨我们从西岸和加沙居民那儿已经听到过很多，这回多了彩色照片、图表、大堆统计资料以及正式文件。约旦皇室显然也向其他访客和国际论坛与会者作同样的介绍。约旦领导人深信以色列把大部分所占领土“变为殖民地进而最后兼并”的行径不但会改变以色列的基本性质，而且还会危及同埃及签订和约，妨碍它同所有其他邻国建立友好关系。一切可行的谋和尝试会因为以色列的行径而宣告结束，最后导致更大规模、惨烈的圣战：穆斯林军队在宗教感召下奋战到底，为居住在约旦河之西或者有权在当地居住的阿拉伯弟兄恢复权利。

即使不发生这场冲突，许多约旦人认为，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可能导致约旦的覆灭，而一些极端的以色列发言人所说的“约旦就是巴勒斯坦”更引起他们愤怒和忧虑。在约旦领导人看来，这是安危攸关的真正威胁①。

1999年侯赛因国王驾崩，王储阿卜杜拉二世继位，他继承其父一贯的审慎理想主义，其为人正直，纵使影响力有限，为中东和平努力不懈，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埃及

我们一家向来喜欢赴埃及观光，可泛舟尼罗河，畅游乡间，凭吊古迹并且同政治领导人会面。迄今我们还是受到无比热烈的欢迎，但自萨达特去世后，感觉有点失落。我当总统期间会见国家元首不下百名，我对他特别有好感，两人结为知交。我们的妻子、儿孙辈亦时相过从，算得上通家之好。萨达特逝世后，我们特别到他的家乡回访，以答谢他当年亲临普兰斯寒舍。

70年代初期的一个早晨，在法老王图坦克哈门陵墓入口，一群以色列人看到我，开始歌唱“海瓦伊努，沙卢姆，阿莱申”（“愿平安与您常在”）。我们停下来聆听，我发觉当时眼眶泛着泪水的不止我一人。我趋前搭讪，他们向我表示谢意，因为卡特“让我们大家有机会探访埃及的新朋友。”我获知每年到开罗和亚历山大的以色列游客有3。3万人，另外有5万居住在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进入埃及，还从未发生任何事故。那是比较太平的日子，以色列游客、我们在市场遇到的、我们登门拜访的埃及人都兴高采烈，庆幸和平友好时代的来临。

有一次我们乘坐私人飞机周游埃及，获准偏正常航道，在《圣经》记载的摩西领受十诫的西奈山附近降落。我们登山瞻谒屹立在崎岖山脉北麓1450年之久的圣凯瑟琳修道院——那是全世界长年住着僧侣的最古老基督教修道院。萨达特把这“上帝

①有些以色列官员称西岸为犹大亚和撒马里亚，属于以色列国土。主张约旦即巴勒斯坦，意味着要把居住在西岸的200多万巴勒斯坦人全部驱逐到约旦。——译者注

之山”视为和平象征，原想在山上建筑三大宗教的圣殿，但至死未能如愿以偿。

我同萨达特多次交谈都表示担心埃及日益被其他阿拉伯国家孤立，但他觉得这种忧虑是多余的。他很肯定自己果敢的倡议代表了埃及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深信大多数阿拉伯邻国也有同样的心愿，至少民间是如此，对所有不步其后尘的国家领导人，他公开抨击他们鼠目寸光、怯懦畏缩。

萨达特果真有先见之明，惩罚埃及证明是枉然的。埃及拥有不可轻侮的军队，居中的地理位置，悠久的文化传统，由多民族组成的4700万人口，庞大的外来劳动力，加上领导人愿意开创新局面，其他阿拉伯人无法长期把埃及排除在外或者漠视它的存在。特拉维夫大学一位教授告诉我，阿拉伯人试图抵制埃及期间所表现的态度，使他想起《伦敦时报》昔日头条新闻的标题：“英伦海峡浓雾，欧洲遭隔离”。

虽然不断有人说要除掉萨达特，但他不受干扰，稳健沉着地逐步实现和平。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甚至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可惜他在1981年10月6日遭暗杀。胡斯尼·穆巴拉克继任，谨慎地履行萨达特缔结的和平协定。埃及新总统侧重于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同时与其他领导人合作，恢复埃及作为主要的阿拉伯国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