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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平和,只要平和就好了。”毛泽东听出了刘斐话中有话,笑着回答道。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一连串的模糊语言,它一语双关,含不尽之意于言外。在某些特殊场合,不把话说绝,不仅会给自己留有余地,也表示对别人的尊重。我们在外交事务中,常常用“在适当的时候访问贵国”来回答国外的邀请,“适当的时候”,就是模糊语言,它既显得彬彬有礼、十分中肯,又给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弹性外交”的很好运用。试想若用“不打算去”或“马上就去”或“某月某日去”即非常确定的语言来回答,其效果都不理想,势必把自己逼向“绝境”。
在日常工作中,柔性管理和“弹性外交”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想用好柔性管理,首先要端正思维方式,冲破传统的、习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约束,寻求两个对立极端的中间状态,使其真正与现实问题相吻合。彻底抛弃“非对即错”“非社即资”“非黑即白”等长期困扰我们的违反辩证法的极端观念。
一位伟人曾针对这种“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指出:“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
那么,与其如此,我们不如趁早上路,在社交的广阔领域中,给话语、给自己创造一个真正广阔的天地。
把握说话的最佳时机
说话,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却是一门相当高深的学问,要如何把话说的动听、如何把话说到厅的心窝里,的确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有些人天生性急,总是不假思索就脱口而出,往往等到察觉说错话的时候都为时已晚了;有些人则是沉默不语,该说话的时候不说,以为“沉默是金”,不懂的说话适当时机的人,也往往会错过许多大好机会。
古人说:“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恰巧说明了“说话艺术”的重要性,
而并不是“言多必失”,会说话的人,即使说的再多也都是字字珠玑;不会说话的人,不会察言观色,也不懂得在适当的时机说话,即使话在说,一开口就伤人,又有何用呢?
失足,你可以马上站起来;失言,你也许永远无法挽回。
要想把话说得恰到好处,卡耐基强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住说话时机。孔子在《论语季氏篇》里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不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不该说话的时候却说了,叫做急躁,应该说话了却不说,叫做隐瞒,不看对方脸色变化便贸然开口,叫闭着眼睛瞎说。这三种毛病都是没有把握住说话时机。说话是直接的语言交往,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双方当场对面,还要受到周围环境的种种限制。该说话时不说,马上时过境迁,失去成功的机会。一句话说到点儿上,很快拍板,事情就办成了。说话时机的把握,有时就在瞬息之间,稍纵即逝,时不待我,失不再来。因此,说话时机的把握,比掌握、运用其他说话技巧更难更重要。
说话的时机是由说话的时境提供的。说话的时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语言环境,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可以说,一个人说话是以整个社会生活为背景的。要把握准说话的时机,就不能不对说话时境与说话行为之间的变化规律及特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说话的时境具有客观性的风格,对于说话的主体而言,时境构成的诸种要素都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有没有说话行为发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以客观的形式独立,这一点早已为哲学家们所证明。心理环境和语言环境虽然可以在说话过程中随时生成,但一经生成,就是以客观的形式存在的,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一样对说话行为产生制约作用。人的说话行为只能在具体的时境中发生、进行,谁也无法随着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摆脱它,超越它,说话行为也只有与具体的时境结合并保持统一,才能准确表达自己要说的意思。
清光绪皇帝就不具备适应时代的能接受性。改革免不了得罪人,但它需要构建形势,组建拥护改革的队伍,至少这个队伍不能是反对改革的。问题和要求一经“说”出,实施过程中谁是盟友、谁是对手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决定了。改革毕竟不是战争,所以即使是对手,用一套彻底的主张将其制服也不是太可能,为顺利实施改革,正确的做法是用有限的要求去减弱他的对抗。非要对抗,也尽可能让其他人不跟着对抗,就是说,让强硬对抗者孤立无援。
百日维新前,就有了改革的行动和舆论,时代是能够接受某些改革的。但是却不能接受光绪那种一揽子改革。因光绪反其道而行,在短短的103天中,光绪皇帝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作顾问,发出了40余道上谕。一揽子提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几乎说出了他们想到的所有问题:改革行政机构,裁减衙门和官员;废除八股文,重定考试制度;取消各地书院,改设新式学校,学习西学。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和奖励工商业;修订法律作为摆脱治外法权的开端;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实行军队、警察和邮政系统的现代化;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提倡上书言事;鼓励发明和出国留学……
光绪皇帝急匆匆把所有的话在百来天全盘说出,过多的企求招致了过多的反对,把所有重要的利益集团都得罪了。
别的暂且不说,只说废八股,八股文要不得,使最容易接受新思潮的青年士大夫、知识分子丫到了改革的对立面。虽说八股文的弊处,那些读书人大都知道,但那毕竟是几百万举人、秀才做官的敲门砖。说废就废了,十年寒窗的工夫毁于一旦,又用什么去敲开仕途之门?不对立心里的气能平得了吗?
光绪的改革中使所有重要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都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支持改革的人中,除光绪之外,所有维新派都是汉人,皇帝裁减官员的措施对许多在职满人形成威胁,有人担心皇帝要撤掉所有满人的官职;军事改革威胁到了古老的满人八旗兵和维持治安的汉人绿营兵;将寺院改为学校的计划使和尚们惊恐万状,而在宫内的太监中又有和尚们的很多朋友;改革科举教育也让全体文官大惊失色,他们熟就是从那条四书五经、八股文的老路爬上来的。谴责腐败几乎震动了所有的官员……总之,当光绪把计划全部公之于世时,他就不仅仅是与慈禧太后敌对,更重要的是他与整个既成制度处于了敌对状态。所以最终他非但没能把队伍建起来,没有得到盟友,还给自己增加一大堆的敌人。本想孤立对手,不曾想却孤立了自己。面对那些上谕,人们大都是敷衍了事,基本没有得到实施,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最终,“百日维新”成了急冲冲与岩石相撞又碰得粉碎的一团政治浪花,匆匆地夭折了。良好的说话时机,只需要摒除一切不利的因素。一位著名的财政顾问曾经说过:把握适当时机说话的问题相当重要,首先我们必须看清楚有希望的顾客,是否真的具有认购的意愿。如果你忽略了对方的问题,而大谈自己的问题,那么说明你根本没有把握住重点,你的目的也就不可能达到。
在经营中,把握适当的说话时机也是达到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适当的时机更能起到作用。例如:一连串的广告宣传、建设性的批评和态度,或政策的变更等等,凡是需要决定或下决心去做的事情,如何选择说话的时机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如哲学家詹姆士所言:“在伟大成为事实以前,必须适应时代的能接受性。”
在经营过程中说话时机的适当与否,多少会有些倾向显示出来。当我们想要寻找适当的时机向上司提出诸如设备不够,或劝其购买新的设备等问题,如果上司对办公室目前的桌椅安排部已心满意足,当然不可再向他提出新的建议。也就是说即使你有新的设想,也必须稍做等待,使上司冷静一段时间再说。这种做法并不是劝你“不要说出来”,而是劝你在不适当的时机“什么都不要说”。比如当你要去拜见某一位要员时,最好是确定在对方乐于接见你的时候去。有些推销员常以充分的理由认为他在一定的季节或星期几去访问顾客必能获得成功,他们确信那是向对方提出话题的最好时机。
有时去参加聚会或各种集会必须发言时,需要特别注意时间问题。所谓机逢,就是临场应变、妙语言重所激发的奇光异彩。从开始说话到结束话题,不论任何段落,说话的时间都是相当重要的,即使平常我们写一封信,把它当作广告或直接投递的推销信,也必须注意发函时间,因为对方收到资料的时间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有着重要的关系。不要忘记,时间是一切行动的指计,这和良好时机是工作中必须考虑的要素一样重要。
人微者能言出具有说服力量的话语,跟把握说话的时机的关系密切。火候到,说出的话自然贴切,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要以为只有在对方愉悦时的言语才有分量,抓住对方隐忍难发之机,坦诚直言,则别具一番人微言重的风光。在适当的时间里,利用有限的几个语句,充分地表达自己完整意愿的能力是适当的说话时机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
中国第一位现代舞拓荒者裕容龄,年轻时随外交官父母迁居巴黎。由于受旧礼俗困囿,一直不敢进言学舞的愿望。一次日本公使夫人来做客,顺便问其母:“你家小姐怎不学跳舞呢?我们日本女孩都要学的。”裕母不便拒绝,顺水推舟道:“往后让学吧!”裕容龄趁机进言了:“好母亲,我今后就学日本舞跳给你看,好吗?”说罢便换上舞装跳起《鹤龟舞》,公使夫人夸赞不已,母亲也只好认可。这里,裕容龄的进言成功,全在于那抓住时机的“机锋”上。
许多人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在不必要的场合中,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话题,在一次机会中全部谈完,等到需要他再开口的时候,他已无话可说了。这种现象,不论是在普通会话或正式的演说场合中,都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孔子特别提出要避免“言未及之而言”的急躁。单从主方看急躁说不清楚。把思路向外转,换种思路问“客方能接受什么?”问题就会简化得多。
2004年亚洲杯开赛之前,中国队又有队员不合时宜地说了大话:“不得冠军,还做什么人?”其实,得不了冠军未必不是人,即使得不了冠军,能知道什么叫分寸、什么叫说话的机宜,那也还像人,倒是在没有把握的前提下把大话说得没了回旋的余地,那才叫不像人了。
一个具有高明演说技巧的人,能够很快地发现听众所感兴趣的话题,同时能够说得适时适地,恰到好处。换言之,他能把听众想要听的事情,在他们想要听的时间之内,以适当的方式说出来,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才能,这种能够把握优越时机的人,即使是在遭到突变,受到阻碍时,也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如果你是一位从事制造方面工作的人,当你训练新员工时,也必须了解何时适合于进行这种职前教育。如果公司在竞争中处于下风,而你还反复不停地议论参加这次竞争的不明智,那真是愚蠢至极的行为。如果你是一名推销员,如何使对方认清自己所提出的有利地方和特点,同时,如果要使这笔生意在下次会晤谈判时即能签订合同,你该在什么时机说什么话。如果你是从事广告业务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时机适合做何种商品或服务性的广告。更甚者,如果有一个人家在办丧事,处于无限悲痛之中,你就不能以要求的口吻叫他去干这个,干那个。
不论是在运动场上、商场里,以及其他事业上,适当地把握时机都是迈向成功之途不可缺少的要素。然而大多数人又都不懂或者说是不能全力地把握时机,以致造成终生追悔莫及的遗憾。说起来,掌握时机似乎是一种天赋的特别直觉,但它和经验一样,必须磨练出来。
避免无谓的争论
小王和小李是一对关系不错的朋友,小王性情非常固执,无论自己是怎样的错误,他绝不肯认错。有一天,他们两人正在闲谈,无意中谈到一种叫砒的毒药,小王偏说没毒,有时吃了还可以滋补身体。小李觉得不对,则肯定砒就是一种毒药。小王见小李反对自己,想着法为自己的观点辩解。他说医治梅毒的药“九一四”中就含有砒素,但是注射到人的血管中去,人并不会中毒而死。还说一到冬天,乞丐露宿街头,无法抵御寒冷,还吃砒来御寒。小李觉得小王说的话只是偶然的现象,不足为据,更不能以此判定砒就没毒,因此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结果,小王见小李就是不承认他是对的,为证明自己没错,对小李说:“你不相信,那我们可以当场试验,我来吃给你看,看看到底我吃了砒之后会不会死。”小李听后深恐小王真的中毒而死,所以竭力说砒有大毒,劝小王无论如何不要冒险。然而,小王为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如何肯承认砒有毒而不吃呢?结果,小李越是劝他不要吃,他越是要吃给李看,最后吃了,也死了。
小王死后,小李深自悔恨,心想当时如果自己不和小王争辩,小王就不会死。小王的死,完全是他杀的,于是整日闷闷不乐,从此一病不起。
看了上面这个故事,也许有人会笑小王和小李傻,但事实上,在生活中,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整天都在上演,只是轻重不一,程度不同而已。
有的人为了一个字的对错争论,有的人为了一件事的虚实争论,有的人为了一个观点争论……生活中这样无谓的争论处处可见,可谓“波澜壮阔,层出不穷”。有时,你不想与人争论,别人还会想着法与你争论,争论好像一下成了“人之常情”,但这并不奇怪,如果细究起来,实在是人的本性使然。因此,我们必须把在社交中如何避免与人争论当成人际交往的第一要务,加以防范和杜绝,在与人交往中始终保持一颗澄静的平常心,从而正确认识争论,把握争论,运用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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