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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心系故土福泽乡里（第3页）

汕头大学基金会是一个不图利润的组织，其目的在于保证汕头大学和汕头医院的后续资金支持，它的本金及其获得的利息和利润将全部用于此。

李嘉诚不是专业教育家，但他以其治理企业、开拓李氏王国所具有的独特理念，潜心经营汕头大学。李嘉诚认为，一所大学要敢于创新，积极进取，绝不能墨守成规。正如他经营企业时十分重视搜集全面、准确的信息一样，李嘉诚也会在日理万机中抽出时间来搜集有关教育方面的信息，为汕头大学的发展提供先进的办学经验。

6。悬壶济世，扶资医疗

“悬壶济世，治病医人”历来是道德至上者追求的目标之一，因此，从治病救人入手做善事，也是一件最容易打动世人的事情。粤商在医疗事业上注入了大笔的投资。

最早引起中国人兴趣的西医大约是种痘。1803年（清嘉庆八年），英国人在澳门试种牛痘，但未成功。1805年，英国商馆医生皮尔逊再次在澳门试种牛痘，获得成功，并撰文向中国人进行宣传。

行商郑崇谦在澳门得知牛痘接种成功的消息，立即请皮尔逊写一份详细的说明，然后翻译成中文，这就是著名的《种痘奇书》，随后出版发行，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种植牛痘的书籍。

十三行行商巨富伍秉鉴、潘有度、卢观恒又资助皮尔逊到广州行医，并在洋行会馆设牛痘局施种牛痘，每八天开种一次，城乡百姓纷纷前往接种牛痘。据统计，自1810～1840年间（清嘉庆十五年至道光二十年），广东接种牛痘者达到30万人次之多。可以说，没有“洋行好善诸公”的极力推广，就不会有牛痘术的迅速传播。牛痘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行商可以说功不可没。

时南海人邱熹奔走于澳门与广州之间，师从皮尔逊学习种牛痘术，受郑崇谦雇募在广州主持牛痘局。他历经十数寒暑，为人种牛痘累百盈千，为中国传播接种牛痘术的创始人。1817年，邱熹采《种痘奇书》的精华，根据亲身经验，撰写《引痘略》一书，成为中国人自撰牛痘术最早的著作。该书后在湖南，上海、广西等地多次重版，加速了牛痘接种术在全国的传播，对遏制天花在中国的蔓延起到了重要作用。

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以后，各地纷纷派人到广州牛痘局学习，或聘请广州的痘师到各省设局接种牛痘。1828年，广东盐商潘仕成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南海会馆设牛痘局，请广东人余心谷主持，邀请北京的医生参观学习。一时牛痘局遍布全国。广东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推广牛痘术的中心，各地的牛痘都是从广东输送出去的。

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美国医师伯驾来到广州，引起了广州行商们的注意，十三行商出资在新豆栏街租借房屋，为伯驾开设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最早的眼科专科医院，也是中国第一家西医院。伯驾高明的医术不断吸引病人前往就诊，超出了医局的接待能力。1835年11月，伍秉鉴在其商馆中为伯驾提供一所楼房，每年租金5007t：，1842年11月以后，不收租金，任其使用，作为医局的分局，取名博爱医院，后定名为广州医院。1865年（清同治四年），更名为博济医院。

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7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到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患有疝气病，曾请伯驾治疗。伯驾留下的第6565号报告记载：“疝气，林则徐，钦差大臣”。林则徐向伯

驾要了一些治疗疝气的药物。伯驾建议林则徐，为了减轻症状，必须带上一种托带，并给了林则徐半打托带。伯驾还根据描述，判断林则徐患有气喘病，也为他开了一点治疗的药物。林则徐为了表示感谢，专门派人给伯驾送水果，对眼科医院开展的工作表示肯定。

1866年，博济医院在院内设立“博济医学堂”，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西医学府。1879年改名为南华医学堂。1886年夏，20岁的孙中山以“逸仙”之名在南华医学堂求学。

在南华医学堂学生中，“西关小姐”张竹君是首位在此求学的女生。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至今还保留着张竹君的求学记录，记录显示她于1897年入学，1900年队优等生的成绩毕业。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她组织中国赤十字会救护队，投入战场救护伤员，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南丁格尔。

活跃在上海的粤籍商人于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海宁路创设广肇医院，作为服务同乡的慈善医院。民国初年，该医院已可容纳数千人就诊。1918年9月，广肇医院改革同乡就医办法，规定凡是广肇同乡，只要有亲属签字，即可入院，专门收治麻风病患者。

广东医院（原名粤商医院）：1918年，旅沪广东社群内发生一次激烈的冲突，20余名原广肇公所董事退出公所，另组粤侨商业联合会。该会成立后，主要领袖为重塑自己在同乡社群中的形象，挽回不良影响，酝酿创办一些同乡慈善公益机构。建立一所正规的同乡医院，就是粤侨商业联合会推出的第一项大工程。

此前，旅沪广东同乡社群，设有一家医院和一个善堂，即广肇医院和元济善堂。元济善堂虽说是一家善堂，但以施医给药为主，同乡向来视同医院。广肇医院由广肇公所主办，设于19世纪末，位于海宁路。元济善堂和广肇医院的主办者虽然也倾注了诸多心血，但因规模狭小、设施过于简陋，难以适应日益扩大的同乡社群的需求。办一所正规的同乡社群医院，确实反映了同乡的愿望。

广东医院坐落于闸北天通庵路，占地20余亩，1919年起正式筹备，经过4年募款和建造，至1923年4月，正式落成。总共花费了20余万两银元，投入之大，超出沪上各同乡医院。

广东医院的征信录显示，捐赠者包括了广东不同地区的旅沪富商，既有广肇地区旅沪同乡中的商业领袖，如陈炳谦、简照南、简玉阶、赵灼臣等，也有潮州富商郭子彬、郑培之等人，因而广东医院是一家面向广东全省旅沪同乡的慈善机构。

广东医院分设中西医部，部设主任，除医生外，配备一定数量的护理人员。附设产科医院是该院的特色，当时不少广东旅沪同乡集居于闸北和北四川路，送租界内的妇婴医院颇为不便，广东医院附设产科医院，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乡妇女的生育难。

粤商对医疗事业的扶资，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医疗水平，另一方面解决了贫民“看病难”的问题，真正起到救死扶伤的作用。

7。兴建育婴堂，救助遗孤

明清时期，粤商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商帮，跻身十大商帮之列。粤商受到儒学善德观的影响，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为了个人声誉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有清一代，粤商对弱势群体十分关注。尤其是对婴幼儿的关注，广东商人对婴幼儿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兴建育婴堂等机构，用于收养弃婴、补助贫困户自养婴孩等。广东民间有一定规模的保婴堂、育婴堂等机构，主要兴起于光绪年间，在一定意义上促使了社会风气的良性改善，对乡族社会的稳定及商人与官方的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广东潮州府揭阳县是一个内陆山区，溺杀女婴比较严重，原有的育婴堂限于经费，几乎难以开展正常的救济活动，当地商人黄乾正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首先在财力上支持重修育婴堂建筑，谨慎地选择奶妈，文献用“慎雇乳媪”加以表述；其次在制度上加以整顿，“力劝整顿，设立良规”，亲自参与育婴堂的管理。他每天很早就起床，沿着城市的周边散步察视，遇到呱呱啼哭的弃婴，立即命人抱到育婴堂，假如弃婴身上有父母留下的物件及姓氏，则专门用一个本子加以记录。据说，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晨练，收养了很多被遗弃的婴儿。

育婴堂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救助机构，资金的来源与增长始终是一个大问题。道光《两广盐法志》记载，广府和肇庆的育婴堂，“俱有商捐生息银两”。这里的“商捐”主要是由盐商捐助。食盐在传统社会是由国家控制的专卖品，盐商获得专卖权利，多富甲一方。而所谓的“生息银两”，大约是指将可流动的资金贷给其他商人以获取利息，积累育婴堂的资金，以支付日常开支。

广州育婴堂是当时最好的一家育婴堂，其性质为官督商办，和广州盐商关系非常密切。这所育婴堂创建于1697年（清康熙三十六年），由时任两广总督的石琳和巡盐御史沈恺曾发起，当时在广州西关经商的海南富商云志高等积极响应，他们捐资在广州西门外购买了钟氏废园，建造育婴堂。

云志高等商人再次捐资，在离广州不远的清远县购买了14顷以上的田地，加上新会等县部分充公田亩，“收其租人，以给乳妇、人役工食之费”。

广州育婴堂在盐商们的呵护下，得以良好运行。1730年（清雍正八年），清远商人叶松云又捐银1000两，修葺育婴堂房屋，乾隆初，他以“省会育婴堂为四方聚集之区，乳妇婴儿工资口食，需用浩繁”为由，请求官府将育婴堂的捐银1510两，贷给商人收取利息，“每两二分起息，每季一缴，以为婴室经久之计”，得到批准。

育婴堂专供奶妈喂养婴儿的房间就达到29间，每年大约有2522两的经费可供支配，其中大部分来自于盐商。1739年（清乾隆四年），因收养婴儿增加，育婴堂房屋再次缺乏，一些乳妇婴孩多散处他所。沈宏甫等商人捐银1000两，在广州大东门外子来里，购买土地建立新堂，计房屋300余间，作为育婴堂分设机构。

广东商人对育婴堂的管理以轮值制模式进行，每月派殷商三人轮流经营。育婴堂内添置物品、置办婴儿衣服等，均需经过值月商人同意。育婴堂还选择一名老成持重的商人督促管理奶妈，雇请的乳母必须是年轻力壮者，且贫家产妇优先。对日久无乳之乳母须剔除另雇，否则值月商人将会受到“追罚银两”的惩罚，如雇用的“乳妇个个有乳，年终养活之婴儿皆属肥胖”，值月商人则会得到“给匾奖赏”。光绪年间，肇庆府的丝商捐资重修扩建了德庆州的育婴堂，其管理也是推举实心办事的绅商六人，每月二人轮值，“验婴肥瘦，稽查数目”，越来越关注婴儿的成活率与成长率。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又在莫村墟创建育婴堂分堂，也是任用绅商为值月，并在章程上增设规条，要求贫困者将无力抚养的婴儿，必须抱送给育婴堂抚养，如继续溺杀女婴，育婴堂董事一旦查明将“禀官究治”，增加了救助弱势群体的责任感，广东的“溺女之风，自是亦少”。

育婴堂比较倾向雇用贫家妇女，这一举措也间接地救济了贫家产妇，使她们的生活得到改善，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8。建造善堂，扶弱济贫

善堂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慈善机构，只不过相比于今天的慈善机构，善堂的规模较小，职能较单一而已。广东人积极建造善堂，推动了以善堂为主的慈善事业的发展，而善堂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地方公益事业的进步。如善堂一般都设有赠医施药的服务，聘请医师坐堂诊治，或遇到突发事件派医生前往医治；善堂的施棺代葬、打捞浮尸等善举使社会公共卫生状况得到改善，减少了疫病对居民健康及生命的影响。

民国《增城县志》卷十二《慈善》记载：“粤人乐善好施，尤中外所同仰，不可无以纪之。”以慈善为目的的善堂，如雨后舂笋般在广东各地建立起来。而善堂的活跃人物多来自商界，时称‘‘善堂为行商代表”，著堂的管理通常也是商人，如被称为“九大善堂之冠”的方便医院，即由七十二行商担任办理。

广州的善堂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要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九大善堂，它们是城西方便医院、润身善社、爱育善堂、崇正善堂、惠行善院、述善善堂、广济医院、广仁善堂、明善善堂。

方便医院创建于1899年，原址就在今天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由广州南北行（中药业）、金丝行（丝绸业）、三、扛行（土杂货业）等发起募捐建设，当时仅作为一种单纯的慈善事业。创办伊始，旅港商人陈鹤云、丘静轩等在港捐募，先后建立病房十余间，于19叭年改名为方便医院，以收容病重垂危人为主，同时兼作异乡劳动者病亡收殓的处所。后来业务逐渐扩大发展为留医、施药、急赈、救灾、施棺、施衣、招待病侨、代收华侨骸骨等，成为华南最大的慈善团体。

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七十二烈士喋血沙场，尸骨一直无人敢收，是方便医院出面收殓了烈士的遗骸。抗战爆发前夕，广州大新公司老板蔡昌，根据医院章程，为大新公司全体职工及自己的亲戚朋友，缴纳基金，成为方便医院会员，并借会员选举当选董事会董事，后又被选为董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