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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章 海外利益二（第1页）

话说荷兰西印度公司这家企业，这些年与东岸的关系也经历了风风雨雨。

在东岸初期的时候，这家荷兰殖民贸易企业曾经发挥过极其关键的作用。他们与东岸的贸易，对于东岸共和国渡过早期的艰难岁月极为关键，当然该公司同时也为自己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双方的关系当属双赢。

而等到后来，随着东岸共和国实力的愈发壮大，荷兰西印度公司对东岸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渐渐从原本的平等合作关系变成了主强客弱的贸易关系，盖因此时东岸贸易对象越来越广泛，对荷兰西印度公司的依赖性愈发降低的缘故。但彼时该公司在巴西蛮荒地带开办种植园，以及贩卖西非黑奴的生意，对东岸的帮助依然很大。

等到最近十多年，许是因为联合省和东岸在政治上迅速冷却下来的缘故，西印度公司与东岸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具体表现为多年未有新增投资，顺化港原本随处可见的荷兰商人也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葡萄牙、法兰西甚至意大利商人，可见该公司政策的转变。毕竟，以泽兰省为根基的西印度公司股东们，并没有东印度公司的幕后大佬们那般能量，在面对奥兰治亲王冰冷的目光时，不是很能扛得住压力。

今天代表西印度公司幕后老板的科内利斯家族的成员再次抵达东岸，已是多年未有的破冰之举，这或许意味着该公司高层在态度上的某种转变。

“……马主席，正如刚才我所说的，本公司愿意加大在贵国巴西地区的投资，扩建更多的种植园。”喝完两杯咖啡，科内利斯家族的新锐雨果看着坐在对面沙发上的东岸执委会主席马文强，笑着说道：“这些年本公司在顺化一带的种植园投资一直在提供着稳定的利润，公司股东们对此非常欣喜，一直要求加大投资。”

马文强听后笑了笑。西印度公司在顺化港周边开荒发展起来的种植园，多年来确实一直为他们提供了大量蔗糖、烟草和咖啡，也确实让他们获利不浅。问题是，这都稳定获利十几二十年了，你们就没想过追加投资吗？是，前一任廖主席在台上的时候，他确实很不喜欢本土开办着大量的种植园，腐蚀国内风气，以至于逼得当地的企业开始转型，但这也不是你西印度公司突然就不投资的理由啊！巴西不行了，新华夏岛难道不可以投资吗？东岸人对任何愿意去该岛投资的商人，都是持开放态度的，结果荷兰人就像没听说过一样，坐视意大利人在那里搞得风生水起，以至于抢了不少他们在地中海的市场。

现在时过境迁，荷兰人似乎终于“醒悟”了，想要来到东岸这片沃土投资了，这若说其中没什么变故，恐怕在座诸人没一个会相信。在17世纪这个年代，海外经商环境险恶，若是没有政治力量在后面撑腰，纯粹靠商业力量的话，只有被人吃干抹净的份。商业投资，在这个年代绝对不仅仅是商业行为！

马文强不是傻瓜，稍稍琢磨一下其中的意味，也就明白了三分。这事情，说到底还是和如今欧洲的局势有关。更准确地说，和法国人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态度有关！

先说文化方面。随着法兰西王国在欧洲的声望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1680年巴黎议会公开宣布法王路易十四为“大帝”，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此均默认，没说什么；包括外国籍画家在内的许多艺术工作着将路易十四画做下凡的天神，君临凡尔赛宫，可见欧陆“精神法国人”越来越多；竟然有神学家论证路易十四的成就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可见吹捧的肉麻程度。

也就是说，现在欧洲范围内有着一股很强大的吹捧法国的实力，路易十四也在众多有影响力的人物口中变成了“一位伟大的王者，是我们时代公认的荣耀，是后世可望而不可多得的”（莱布尼茨语）。自比利牛斯山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维斯杜拉河以西，全欧陆的知识阶级都开始说法国的语言，模仿巴黎的宫廷，模仿法国的艺术以及一切！

试问在这样一种文化狂热的环境中，素来对法兰西王国十分警惕的联合省上下，又怎么不可能不感到毛骨悚然呢？

我们再谈谈宗教方面。近期欧陆宗教界最轰动的事情，无疑就是法王路易十四对新教徒所展露出来的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敌意了！众所周知，整个法国目前大概共有150万名胡格诺教徒（即新教徒），从黎塞留到马扎然时代，历任法国最高权力者都确认了1598年颁布的《南特诏书》的有效性，即保护胡格诺教徒的宗教自由，只要他们在政治上顺服中央政府即可。

1652年路易十四同样确认了他祖父亨利四世颁布的《南特诏书》的有效性，并且在1660年公开赞扬了胡格诺教徒在投石党作乱时的忠诚，他的心腹科尔贝尔也对胡格诺教徒在工业、商业和艺术上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惊叹。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虽然法国教会从来没有承认过《南特诏书》，但在王权的威严下，他们也无法独立挑战这个政治正确，只能装看不见罢了。

不过问题最终出在了路易十四本人的态度上。是的，在稳固了权力宝座之后，路易十四开始不再掩饰自己在宗教信仰上的倾向。于是，在他的默许下，法国天主教会又开始活跃了起来：1660年宗教会议请求国王关闭胡格诺教徒的学院和医院，不允许他们加入公职；1670年宗教会议建议年龄达到7岁的胡格诺教徒的子女，应被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分离，以便接受正确的信仰；1675年宗教会议要求宣布所有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教徒间的通婚应视为无效，这种婚姻所产生的子女应被视为私生子。

以上这些建议有的被路易接受了，有的没接受，但他和他的政府的所作所为，其实一直是在逐步废除《南特诏书》的：1661年，他先进行了一番试水，宣布热克斯市的新教崇拜为非法，理由为该市是在《南特诏书》颁布后才并入法国的，当地有1。7万名新教徒和400名新教徒；1665年，年满14岁的男孩和年满12岁的女孩都被授权可以改信天主教，并离开他们的胡格诺父母，其父母还得付一笔年金支持他们生活；1666年，禁止胡格诺教徒新建任何学院或教育机构；1669年，禁止胡格诺教徒移民，协助他们移民的人也将被判刑；1677年，路易十四亲自捐资设立一项悔改基金，每个改信的胡格诺教徒可分得6利佛尔。

如果说以上政策还仅仅是较为“温柔”的试探的话，那么在最近几年，路易十四的手法就陡然酷烈许多了。从1682年到今年，全法国800多个胡格诺教堂被关掉了570多个，很多教堂被拆毁，当教徒们企图重建教堂时，全部被抓起来处罚，并被宣布为国家叛徒。

这些政策，即便是远在新大陆的东岸人也时常耳闻。即便是刚刚从远东归国没太长时间的马文强，也在恶补了一番知识后充分了解了法国人的所作所为：说实话，他对此没什么感触，因为他信仰的是道教，不过他也可以感受到路易十四疯狂的行为对周边新教国家的冲击力，联合省、英格兰、瑞典及一大票德意志邦国肯定在害怕哪天路易十四打过来，夺取他们土地、财产的同时，还要收走他们的灵魂。

而如果说法兰西王国文化方面的强势让以联合省为首的其他国家警惕，迫害新教徒的政策让他们感到担心的话，那么法国人在最近几年内趁着奥土战争而在边境搞的一些小动作、小扩张则是让他们感到害怕了！

两年前，就在奥土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法王路易十四授意下面人搞出来一个什么“再结合委员会”，要求收回一些原本属于弗朗什孔泰、阿尔萨斯的边境地区，并且得逞了。而在得到这个甜头后，路易十四仿佛受到了鼓舞，随后又使了一些小手段，让原本属于斯特拉斯堡的一些外围小市镇也宣布并入斯特拉斯堡自由市，向法王宣示效忠。随后，属于西班牙王国管辖的米兰公国也被迫向法国人割让了马萨尔城堡，这是从萨伏伊通往米兰公国的必经之路上的要塞。

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小手段，法国人也就得了不到十个城镇，总计数万人口罢了。但问题是因为奥土战争的缘故，作为德意志诸侯共主的奥地利国王视而不见，不愿为小弟出头，西班牙国王也百般忍让，害怕陷入一场在难般的战争。而联合省呢，他们也在纠结与矛盾之中坐视了，默许了法国人的侵略行为。

毫无疑问，上述这些绥靖政策都助涨了法国人的侵略野心。发现似乎没人能够制约自己的路易十四——这是个致命的错觉——终于将手伸向了多年来一直垂涎不已的低地地区。1684年下半年，他派兵进入南尼德兰，占领了西属布拉班特公国的部分地区，同时顺手吞并了卢森堡公国。维也纳和马德里的宫廷害怕不满足路易的胃口会使得它借机扩大战争，因此最终同意了法兰西王国对上述地区的占领，咽下了一枚苦涩的果实。

西班牙人、奥地利人可以对法兰西王国在南尼德兰的扩张不太在意——其实这也是不真实的，只不过他们一个有心无力，一个无暇他顾罢了——但荷兰人不行啊，人家已经达到家门口了，这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因此，虽然法国人给予了荷兰商品一个非常低的关税税率进行安抚，但荷兰人根本不买账！在涉及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这就不是钱的事情了！更何况，这个路易十四实在太霸道，各种政策（包括当年在荷兰占领区的举措）也显示了他对新教徒和新教国家的极端敌视，荷兰人推人及己，当然害怕被路易十四这种人统治。更何况，他们现在隐隐听说，这个人居然还和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科隆大主教勾搭到而来一起，结成了一个同盟，扩张的野心真真是让诸人震惊。

因此，荷兰人左思右想、痛定思痛之下，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团结大多数人，来遏制法国人的野心。而因为东岸共和国这些年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以及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控制着好望角），他们也担心这个国家会被法国人拉拢过去——他们丝毫不怀疑法国人与异教徒国家结盟的可能性，前有奥斯曼，后面就不能有东岸共和国吗——这对于联合省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他们在纠结良久之后，最终还是决定派出使者，漂洋过海来到了东岸，与东岸的领导层进行一番接触，看看有无合作的可能。

不要怪荷兰人如此小心翼翼，实在是前些年两国关系闹得太僵了，而且东岸人到现在还在支持联合省的共和派政治势力给奥兰治亲王添堵，荷兰人能够最终抹下脸派人过来已经相当不错了，确实是有着一定的诚意的。

马文强当然也知道荷兰人远道而来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在巴西继续投资，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他们最关心始终只有东岸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欧陆大战中的态度。能够拉拢过来自然是极好的，但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么退而求其次，让东岸人保持中立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这便是荷兰人的如意算盘，马文强作为东岸最高领导人，对此是一清二楚的。

不过，他却并不准备答应那些荷兰人。更准确地说，他并不打算如此轻易地答应荷兰人的请求，除非他们愿意满足东岸人的一些要求——既有政治上的，也有商业上的要求。